妇女是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长征路上，活跃着一群红军女战士的身影。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她们是中华民族的女英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她们的长征，汇成了意气风发的时代亮色，是用信仰、意志和情怀铸就的不朽丰碑，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不得八块钱”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刘英、贺子珍等30人；红二方面军有李贞、陈琮英、陈罗英等20多名女同志，分别担任干部、机要员、炊事员等工作，分编在部队各单位；红四方面军有妇女独立师约2000多名女战士，担任领导职务的有张琴秋、林月琴等人；红二十五军有7人，均为部队医院护士。
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不但要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边走边战，还要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他们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极端的艰险和困难。女红军虽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她们不怕牺牲、勇于奋战，同样体现了红军战士的英雄气概。贺子珍说：“想到革命，想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面前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小脚女战士王泽南用“三寸金莲”征服了万水千山，很多人都在她的感染下坚持了下来。她说：“世人都说长征难，但只要心中有信念，长征的险难也是可以忍受的。”
党和红军是劳苦民众的救星。很多女红军参军前没有正式姓名，没有文化，更没有社会地位，是革命给了她们自立自强自主的机会。她们由衷感到红军就是自己的家。红一方面军的李坚真很小时便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参加红军后，在党的教育下，她开始将内心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贫苦百姓尤其是妇女的同情，转化成要让穷人过上好日子、要为民众谋幸福的思想和行动。红军中像李坚真这样的女战士很多，她们坚定不移跟党走，再苦再难不动摇。
长征时红军有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部队会给8块大洋，将其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女红军就提出“不掉队，不带花（负伤），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的口号，她们坚决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离开红军。
曾任康克清警卫员的女战士罗坤，当时只有13岁。她带着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迟归，回来时部队已经北上。一路上，她们靠乞讨、挖野菜过活，战胜了疾病、饥饿，躲过了野兽、土匪，终于在3个多月后追上了队伍。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由于艰苦的战斗、严重的饥寒和伤病，女红军减员严重，很多人长眠在了雪山草地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保大锅而牺牲
红军女战士除了面对各种艰难险阻，还要克服自身性别带来的一系列特有困难，需要付出更多辛苦和牺牲。但她们表示：男红军能吃得消，我们也能吃得消，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
生死存亡的战斗、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短缺，使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女红军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她们都剪成短发甚至剃成光头，扎着绑腿，穿着草鞋，背上斗笠，扛起长枪，和男红军一模一样。
爬雪山、过草地，最考验人的体力。一般每名女战士负重18斤左右，并且要以很快的速度才能保证跟上队伍，可以说她们每天都在与体能的极限作斗争。炊事班的女战士除了背着分配给她们的四五十斤东西外，有的还背着铁锅。铁锅可以煮饭、烧热水，对战士们来说太重要了。妇女工兵营的伙夫班长贾德福就这样始终背着一口大锅，过草地时，在敌人的一次飞机轰炸中，她把锅压在了身下，自己却中弹牺牲了。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工兵营是一支坚强的运输队伍，数千名伤员，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的机器和8万人的吃穿用等物资，许多都是由女战士转运的。成百上千的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运粮食、挑行李、抬担架、背物资，她们风餐露宿、爬冰卧雪，拼尽全力完成任务。
漫漫长路上，女红军们基本不洗脸、不洗澡，更不能脱衣睡觉。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能躺下睡着。劳累、饥饿、寒冷、潮湿使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甚至终身不能生育。有的女战士得了干血痨，在没有医药治疗的条件下，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最难的，是长征路上生育孩子的母亲们，每一次新生命的孕育诞生，都是对她们的生死考验。怀有身孕的女战士并没有多少特殊待遇，不仅要和大家一样负重行军，就连分娩也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和抚养条件，很多孩子出生不久便夭亡了；有的孩子托付给当地老乡家寄养，却再也没能找回。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她们饱含着最深沉而又隐忍的大爱深情，她们是最无私的母亲！
“女红军要走三万五千里”
回忆长征路上的战友们时，王定国说，“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女红军在对敌作战中的勇猛顽强得到了朱德的高度评价：“她们在夺取敌人的辎重与武器上，很能胜任。”
1934年秋，李坚真在湘赣交界处的一个山头上，带领红军女战士同敌人展开激战，她们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英勇战斗，实现了安全突围。四渡赤水战役中，干部休养连与敌人的一个营遭遇，邓颖超不顾病痛，率领女战士们阻击敌人，一直坚持到大部队赶到。建制完整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是一支训练有素、英勇善战的“红色娘子军”，独立师师长张琴秋领导队伍单独行动或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能征善战，谁也不敢小瞧这支娘子军。女战士姜秀英在行军作战中，脚受伤骨折，她从老百姓家中借来斧头，将溃烂的脚趾砍掉，忍着剧痛跟着部队前进。在枪林弹雨中，这些为着革命理想而奋斗的女性，成为英勇无畏的钢铁军人。
当时有一种说法：“长征二万五千里，女红军要走三万五千里。”在战前、行军路上、宿营休息时，女战士们都要开展宣传活动：鼓舞红军士气、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扩红工作，有时每天走的路比男红军还要多。每到宿营地，她们要安顿伤员；急行军的间隙，抬担架、保护伤员。过雪山时，抬担架的女战士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伤员的安全。陆定一这样评价她们：“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时时处处在慰问和帮助伤病员，总是不知疲倦。她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许多伤员就完了。”
董必武认为红军女战士所做的工作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他这样赋诗赞许这些长征中的女英雄：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
“野菜充饥志越坚”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来自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她们中有像蔡畅、李伯钊这样曾留学法国、苏联，邓颖超、刘英这样读过女子师范的知识分子；也有出身封建家庭或贫苦家庭，如王定国、杨厚珍、危拱之、王泽南等缠过足的女性。北上抗日、争取民族独立、寻求社会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共同目标使这些女红军们聚集在党的旗帜下，一起用铁脚板走完了长征路。《续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威尔斯）在延安采访长征女战士时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女红军们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炼。长征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康克清说：总算到家了，我得好好休息，然后再从头干起。长征胜利会师后，女红军们很快又投入到党分配的新工作中去。经过长征洗礼，她们的意志更加坚定，思想更加成熟，成为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她们中走出了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全国政协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在各行各业的重要岗位上，继续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在长征中，女红军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舍小我而顾大我、英勇不屈、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展示了中国妇女勇于参加革命、努力改造自身和社会的力量，构成了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鼓舞我们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