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战前线。9月25日，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11月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为主要地位。八路军根据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1月18日，聂荣臻率一一五师一部从山西五台开赴冀西阜平，创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抗战史上打开了新的一页”。
（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位于华北北部，以山西东北部和河北的冀中、冀东为主，包括察哈尔、热河、辽宁三省的一部，行政上分为北岳、冀中、冀察、冀热辽四个区，地域广阔，战略位置极为重要。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说，第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第一个区域是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铁路中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域。这地域拥有坚决反日的1200万民众，都与军队密切结合着，这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第八路军在这里已经立稳了脚跟，虽然敌人正在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这里指的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依靠广大群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军民还一起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部队同群众结合，分散到各地摸清日军行动规律，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进行伏击歼灭战，取胜后迅速转移，再寻战机，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1939年11月，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〇师的配合下进行黄土岭伏击战，歼灭日、伪军900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日本朝野对此十分懊丧。日本《朝日新闻》连续3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1940年8月至12月，晋察冀部队参加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参战部队39个团，另有数十万至上百万群众与民兵协助部队破路、炸桥、拔除敌伪据点。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
在实战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主力兵团、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系，依靠群众创造出了一整套适合于人民战争的后勤供给补充、伤员救护、敌情侦察、通讯联络等工作系统，形成了人民战争史上的奇观。在主力部队的指导和帮助下，广大民兵和自卫队活跃在敌后广阔的战场上，依托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和青纱帐，到处摆开杀敌的战场。人们耳熟能详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战斗形式，也是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发展起来的。
麻雀战主要在山区进行。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民自卫武装像麻雀一样，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在平原，则展开地道战。敌后军民建成户户相通甚至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巨大地道网，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1944年曾亲身参加冀中九分区皮里村地道战的美军观察组成员杜伦连声称赞：“共产党伟大！八路军伟大！地道了不起！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胜利！”
无论山区还是平原，都普遍运用地雷战。群众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研制出石雷、磁雷、木雷、砖雷等各式各样的地雷，埋在村口、路口、门庭院落，使日、伪军防不胜防，随时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敌后军民还把地雷埋到敌人的碉堡下，常常把出来的日、伪军炸得血肉横飞。在缴获的一本日军军官的日记中曾记载：“地雷战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骨折，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使我将兵精神上受到威胁。”
作为敌后抗战的最前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像一把匕首插在华北敌人的心脏，牵制和抗击了其大量兵力，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华北抗战中，晋察冀边区牵制和抗击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华北日军和二分之一左右的华北伪军及部分伪蒙军、伪满军、关东军，与敌作战3.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5.1万余人。到1945年，晋察冀野战军和地方军发展到32万多人，基干民兵扩大到90多万人，形成了纵横数千里、人口达4000万的战略基地。边区还在军事上、战略上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直接威胁敌人的战略后方，使日军深陷泥潭，拖住了其西进、南进、北进的步伐。
（二）
聂荣臻曾说：“在敌后建设根据地，决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斗争的问题，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相配合，根据地就不能巩固，军事斗争也不能胜利。所以，我们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就及时地加强了政权和经济、文化建设，组织各种群众团体等等，从各方面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方面创造了极为丰富、宝贵的经验，被中共中央誉为“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是“沦陷区民众抗日斗争的导标”。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家的代表，有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五台山的和尚与喇嘛的代表等，共140余人，代表着边区30余县的广大民众。会议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的诞生，巩固和扩大了边区各党派、阶层和各民族、宗教的抗日统一战线，也使全边区的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统一，社会秩序得到稳定，边区主力军和人民武装从此有了可靠的政权支撑。
1940年，按照中共中央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晋察冀边区自下而上进行了村、区、县、边区各级政权的民主选举运动，使民主制度在边区更加完善起来。这次选举在边区产生了空前的民主热潮。边区97个县1500万人民都行动起来，区、县和边区三级选举，一次比一次参选的人数多，平均参选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1.9%，游击区也达70%以上。妇女参选者达83.6%。这在战事频繁、碉堡林立的华北敌后，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不仅让群众在政权中占了绝对优势，也团结了抗日各阶层人士，使边区各抗日阶级、阶层切身感受到抗日民主政权他们也是有份的。这就在政治上团结了边区一切抗日阶层，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对促进全国政治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全国树立了民主团结的榜样。1940年，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考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兴奋地说：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因为边区的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人士精诚团结，力求进步，所以在今天形成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形”。
与此同时，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克服敌人“封锁”“扫荡”和“三光”政策给边区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晋察冀边区政府紧密团结和依靠根据地人民，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政策，并制定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大力发展合作事业，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使边区财政经济在最艰苦的时期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正如聂荣臻所言：“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得到了民主的权利，生活上又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抗战的积极性大大高涨起来，这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能够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他们所以能够在战争史上创造出种种奇迹，历史学家应该从这里来寻找答案。”
而正是在各方面事业都获得发展的情况下，边区群众积极起来拥护边区政府，以极大的抗日热忱踊跃参军支前，各地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景象。当时阜平仅有9万人口，却先后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参军高潮，为抗日部队输送了2万多兵员，组建了两个“阜平营”编入八路军正规部队，有5000多阜平优秀儿女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此外还有“平山团”“灵寿营”等成建制的参军壮举。
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人民群众创造了各种各样敌人想都想不到的联络暗号。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如“消息树”就是当时军民的创造。各村自卫队、儿童团还有组织地传递“鸡毛信”等紧急信件。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正确政策的胜利，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是独立自主放手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和进行持久战的思想，以及逐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光辉思想的具体实践和体现，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大后方的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大多奇怪地问：“为什么在日军盘踞着周围的城市和铁路干线，经常调集重兵‘扫荡’，又远离后方，得不到任何物资接济的情况下，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根据地？”聂荣臻回答说：“关键的问题是发动群众。而如何才能发动群众呢？关键又是实行人民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就是当时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这样就使人民群众在历史的重压下抬起头来，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量。国民党在敌后也有不少部队，由于他们不肯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以后一个个都垮了。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在抗日战争中，以阜平为代表的晋察冀广大军民秉承太行山的刚毅与坚强，为抗日战争筑起了一座坚强的堡垒，为支持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业绩，作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三）
1948年3月，在解放战争的重要时刻，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和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于4月13日到达阜平县城南庄，在此居住和活动了40余天。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史称“城南庄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五大书记首次聚首召开的中央会议，研究的都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第一次具体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成为新中国成立的动员令。
城南庄会议在听取粟裕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决定先集中优势兵力，尽可能在长江以北多歼灭敌人主力，然后再渡长江。这就构成了后来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城南庄会议标志着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已日益迫近。
党中央在城南庄期间，还研究和部署了1948年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在反复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5月25日，中央向全党正式发布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具体提出了1948年秋季和冬季应依次完成的十项任务，并就完成这些任务所应遵循的原则和采取的措施作了明确的规定。
毛泽东在城南庄居住时，因敌特告密，曾遭敌机轰炸。5月18日清晨，一架敌机在天空盘旋侦察，随后又来了一架B25轰炸机。当时毛泽东因通宵办公，正在休息。聂荣臻跑来叫醒他，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非常镇静地坐起来，风趣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这个时候，敌机越飞越低，情况万分紧急。聂荣臻着急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说完就命令警卫人员迅速把毛泽东扶上担架，一溜小跑奔向防空洞。刚进洞，敌机就投下炸弹，有些弹片飞进了毛泽东住的那两间房子。经过这次险情后，聂荣臻立即将毛泽东移居到附近的花山村暂住。5月27日，毛泽东和党中央离开花山村，当日到达平山县西柏坡村。
中共中央在城南庄虽然只停留了短短的四十多天，但为发展和扩大革命的民主统一战线，指导全国的土改和整党工作，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